邪教危害堪比常見有害生物，甚至更甚！

更新時間：2017年1月20日 15:35    內容來源：   

　　在防范和打擊邪教實際工作中，經(jīng)常有人把邪教比作“老鼠過街，人人喊打”，或形容成蒼蠅、蚊子等其它常見有害生物。那么，所謂常見有害生物，通常是指在一定條件下，對人類的生產(chǎn)、生活和生存產(chǎn)生危害的生物，包括所有有害的動物、植物，以及微生物中的細菌和病毒等，甚至于某些田間雜草、異草等，因其對農(nóng)作物生長造成威脅，也往往被看成是有害生物。

　　筆者是一名反邪教志愿者，通過多次查閱生物學有關資料，驚奇發(fā)現(xiàn)：當今邪教種類繁多，活動猖獗，危害頻頻，相對于這些常見的有害生物，除了在種群分布、習性特征等方面堪有一比外，邪教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種種危害，在許多方面甚至還要超過有害生物。謂予不信，可隨筆者進行一番比對。

　　一、 邪教與有害生物相比較都具有現(xiàn)實危害性，但其直接危害和間接危害均不勝枚舉。

　　首先來看常見有害生物究竟有哪些危害？如前所述，常見有害生物種類繁多，分布廣泛，活動猖獗，盡管危害程度要略遜于邪教的危害程度，但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危害也很多，并非本文所能盡述。因此，筆者僅從手頭現(xiàn)成材料中，側重抽取一二，以供管窺。

　　例如，極易傳播人類疾病或引起人畜共患病的有害生物，也稱病媒生物，就有蚊、蠅、蚤、鼠、蜚蠊（蟑螂）、蜱、螨、蠓等。別小看這當中的小小蚊子，但它可傳播瘧疾、絲蟲病、流行性乙型腦炎、登革熱等多種嚴重疾病，輕則使人致殘，重則致死，其易感染者80%為5歲以下兒童。其中，瘧疾作為世界第八大致命疾病，經(jīng)證實，主要是通過吸食人畜血液的按蚊傳播。眾所周知，我國曾是該病傳播和流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經(jīng)過多年的防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效，患病人數(shù)已由1955年的6000萬人，降低到2013年僅有3000人。從全球目前看，仍在大規(guī)模流行的，主要是南非一些國家。

　　而老鼠則能傳播30多種嚴重疾病，其中鼠疫是通過老鼠本身及其體表跳蚤傳播鼠疫桿菌為主的烈性傳染病，能廣泛流行于人類、家禽牲畜與野生動物間。這種屬于自然疫源性疾病，在世界歷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因病死亡者數(shù)以千萬計。如19世紀末的鼠疫大流行，總共波及60多個國家，其中歐洲死亡1500萬人，占當時疫區(qū)人口的四分之一。我國在解放前后也曾發(fā)生多次大流行，其中1950-1955年鼠疫在云南16個縣域流行，發(fā)病2242人，死亡480人。此后，半個多世紀全國未見典型疫情，直到2009年8月，在青海省某地發(fā)現(xiàn)源自家狗與野生旱獺接觸傳染的鼠疫，而根據(jù)有關部門監(jiān)測，該地曾是天然鼠疫桿菌流行地，當時正是人和動物間傳播鼠疫的活躍季節(jié)。

　　當然，除了傳播和傳染各種可怕疫病外，常見有害生物的危害還有很多，可以說，在不同的行業(yè)和職業(y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危害。其中就有：危害建筑和建筑材料的有害生物，如白蟻、木材甲蟲等；倉儲類有害生物，如面粉甲蟲、谷物蛀蟲等；紡織品害蟲，如地毯甲蟲、衣魚等。在農(nóng)業(yè)中的害蟲更多，如蝗蟲、棉鈴蟲、玉米螟、稻飛虱，以及紅蜘蛛、菜青蟲和各類蚜蟲，還有林牧業(yè)中的松毛蟲、天牛蟲和牛蜢、羊蜱蠅，等等。

　　倘若加上廣義上的有害生物，尤其是入侵的外來有害生物，其危害程度更是可怕、驚人。如原產(chǎn)于北美的“加拿大一枝黃花”，引入我國后逸生為惡性雜草，與周圍農(nóng)作物或其它植被爭陽光、爭肥料，已對多地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產(chǎn)生構成嚴重威脅。又如，原產(chǎn)于南美洲和巴拿馬運河一帶的紅火蟻，因其食性雜、攻擊性強，且繁殖迅速，可大規(guī)模擴散，往往帶來嚴重的生態(tài)災害，包括對人和牲畜的危害，2004年從臺灣流入境內，目前已在廣東、云南、福建等南方多個省份蔓延。

　　如果說，常見有害生物具有這樣那樣的現(xiàn)實危害，難以一一列舉，那么，當今邪教所產(chǎn)生的各種危害性和破壞力，簡直是罄竹難書。

　　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實表明，邪教對于人類社會的危害是多領域、多方面的。與常見有害生物相比較，邪教不僅殘害人的肌體，而且毒害人的靈魂；不僅有許多直接或間接危害，還有更多、更廣泛的潛在性危害。有專家曾列舉出八大方面的危害，分別是：1.扭曲靈魂，迷失人生；2. 破壞生產(chǎn)，擾亂秩序；3.泯滅親情，毀害家庭； 4.侵犯人權，殘害生命；5. 制造恐慌，迷惑人心；6.強取豪奪，暴斂錢財；7.滋事鬧事，妨害穩(wěn)定；8.對抗政府，危害政權。限于文章篇幅，筆者也只能從中列舉一二。

　　比如，邪教在扭曲靈魂、喪失人性、破壞婚姻與家庭等方面，在我國當數(shù)李洪志的“法輪功”和趙維山的“全能神”。其中，“法輪功”練習者因癡迷李洪志歪理邪說，在走火入魔之后，心甘情愿選擇自殺，或有病拒醫(yī)拒藥等。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法輪功”肆虐時期，全國死亡人數(shù)超過1600多人，給無數(shù)的家庭釀成了悲劇，如“天安門廣場自焚案”等�！叭�能神”邪教極力煽動成員拋棄家庭，給家人造成了巨大痛苦。如某地134名“全能神”成員中，有超過三分之一常年在外從事傳教活動，并且長時間不與家人聯(lián)系，從而導致家庭不和，夫妻感情破裂。這些年，因迷信“全能神”造成男女雙方離婚，或喪失人性、濫殺無辜的，在全國各地可謂數(shù)不勝數(shù)、舉不勝舉。去年5月28日發(fā)生在山東招遠的“全能神”殺人案，雖然罪大惡極，舉國震驚，但也只是其中的突出一例而已。

　　無疑，國外邪教也大多如此，幾乎每個邪教的背后，都有一連串的罪惡。比較典型的如：在1978年11月18日，美國的“人民圣殿教”共有913名信徒集體自殺，包括276名受蒙蔽兒童，凡是拒絕自殺的人均被強行灌下氰化物，或槍殺、勒死，現(xiàn)場橫尸滿地，慘不忍睹。還有遍及歐美的“太陽圣殿教”，從1984年開始創(chuàng)立，通過在多個國家發(fā)展信徒，逐漸坐大成勢，當私藏軍火、侵吞資產(chǎn)等丑行敗露后，其教主在1994年至1997年，連續(xù)發(fā)動三起自殺、謀殺事件，先后造成70多人死亡，其中有5名兒童，最小的只有4歲。讓世界更為震驚的是，日本“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在參選日本政治核心圖謀失敗后，竟操縱信徒對社會進行瘋狂報復，于1995年3月20日在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共有5500多人受傷，其中12人死亡，14人終身殘疾。

　　二、 邪教相對于有害生物具有更多更大的潛在危害性，其中，有害生物可以擊垮一支軍隊，而邪教則可毀掉一個政權甚至一個國家。

　　筆者認為，與常見有害生物相比較，邪教所造成的種種現(xiàn)實危害，雖然可惡可恨但并不可怕，畢竟最終都難逃法律的重錘和歷史的懲罰，更逃不脫螳臂擋車、飛蛾撲燈的可悲下場。邪教最可怕之處在于，它給人們留下?lián)]之不去的心理陰影，以及給國家、給社會帶來的潛在危害性。盡管人們也非常懼怕某些有害生物，因為它們會傳播瘟疫、嚴重威脅人的生命，但相對來講，更為害怕的還是邪教。

　　譬如在“招遠血案”發(fā)生后，為什么眾多目擊證人不愿暴露身份，并且無一人敢出庭作證，正是擔心受到“全能神”邪教的血腥報復�？梢�，邪教作惡在人們心理上造成多么深的危害。換句話說，有害生物給人的心理危害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而邪教帶來的心理危害則是“一人被蛇咬，十人十年怕井繩”！

　　盡管有害生物有“螻蟻之穴，可毀千里之堤”的說法，也有小小虱子能夠擊敗一支龐大軍隊的歷史事實。如法國拿破侖浩浩蕩蕩的60萬大軍，在1812年入侵當時的俄國，不料在戰(zhàn)爭打響之后，就有士兵因感染疾病而大批倒下，軍隊士氣急劇跌落，戰(zhàn)場情勢也急轉直下，人員傷亡慘重，最后僅剩下不到3萬人，不得不以失敗告終，而最大元兇正是不起眼的虱子，由虱子傳染斑疹傷寒等致命疾病。這次對俄戰(zhàn)爭潰敗的最終結果是，導致不可一世的拿破侖帝國走向滅亡。

　　但是，邪教也有著同樣的甚至比有害生物更大的魔力。根據(jù)我國古書記載，創(chuàng)立于東漢末年的“太平道”，作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邪教之一，就曾對王朝統(tǒng)治發(fā)動謀變，歷經(jīng)十余年，招募信眾數(shù)十萬，組成黃巾軍發(fā)動了“黃巾起義”（也稱“黃巾之亂”），盡管起義在十個月后被鎮(zhèn)壓平息，但王朝政權也受到致命沖擊，很快形成名存實亡的衰落局面，歷史從此被改寫，轉而進入軍閥割據(jù)、分裂對峙、各霸一方的三國時代。

　　三、 邪教與有害生物都在秘密和隱蔽中滋生，而防范和控制邪教更需要強化綜合治理。

　　事實上，當今國內國外的很多邪教，都有這樣的潛在危害性，其最大或最終目的，就是要推翻現(xiàn)政權，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如美國的“人民圣殿教”宣稱要“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日本“奧姆真理教”要建立所謂的“自治國家”，韓國“統(tǒng)一教會”則要建立統(tǒng)一世界各教派的“世界家庭”，而我國的“主神教”明確提出“要推翻人的國、建立神的國”，“法輪功”、“全能神”等邪教的政治野心更直白，公開叫囂“天滅中共”，“打倒大紅龍（指共產(chǎn)黨）”等，企圖從根本上顛覆國家政權。這可不是危言聳聽，在某些“全能神”活動猖獗、形成氣候的地方，就曾出現(xiàn)暗中插手村級選舉，鼓動信徒信眾串通一氣，將選票投給他們“圈定”的候選人。正如法國邪教問題專家讓?皮埃爾?皮拉德所說：“邪教在秘密和隱蔽中滋生，在黑暗中發(fā)展，以神靈或玄奧作掩護”，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謀取政權和金錢�！�

　　綜上，當今邪教相對于常見有害生物，其危害程度確有一定的可比性，而且二者從簡單對比來看，其可惡指數(shù)也有一定的相似度。但是，常見有害生物是大自然長期演化的結果，是一種客觀存在，盡管人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邪教的產(chǎn)生與存在，則是人類社會發(fā)展進程中的“怪胎”。不僅與現(xiàn)代科學文明和健康生活方式相悖，也同民主法治、和諧社會建設相抵觸。對于有害生物防治，目前在生物學界的主流觀點，比較傾向于綜合防治（integrated control），即：在加強監(jiān)測和信息預警，引起全社會廣泛重視的基礎上，遵循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著眼長遠、標本兼治的原則，因地因時制宜，綜合采取物理防治、化學防治、生物防治以及環(huán)境治理與改善等多種科學有效辦法，將有害生物種群密度和危害程度，努力控制在不足為害的范圍之內。

　　筆者認為，這對防范和處理邪教問題也有借鑒意義，近年來各地在反邪教斗爭中，紛紛嘗試和推出形式多樣的反邪教措施，包括科普反邪、文化反邪、體育反邪、宗教反邪、家庭反邪、校園反邪等，但這些措施大多屬于“防”的范疇。如何在“治”字上大做文章，也可從有害生物綜合防治策略中，找到一些可資借鑒的舉措和辦法，把鏟除邪教滋生土壤、擠壓邪教活動空間等捆在一起抓，更注重各種打擊措施和懲治手段同步上。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已經(jīng)把打擊邪教擺到了應有的位置，明確提出要“依法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黃賭毒等違法犯罪活動，絕不允許其形成氣候”，這既表明了中央對防范和處理邪教問題的決心和態(tài)度，又為各地開展反邪教斗爭和綜合治理邪教指明了方向。

作者：  編輯：方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