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想象與現實證道——中國俠義精神探驪
更新時間：2016年12月15日 17:9 內容來源：蕭山網
安汝杰1，胡玉璽2
�。�1.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1189；2.鄭州大學 體育學院，河南鄭州 450044）
Imagination in Literature and Practice in Reality
——Studies on Chinese Chivalrous Spirit
AN Rujie1 ,HU Yuxi2
（1. Humanity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2.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摘要：不管是文學想象抑或是現實證道，俠義精神則是整個民族的文化向往。在俠義精神體驗中，英雄俠客實現著永無止境的追求和自由意志的趨向永恒。大俠英雄在孤獨和痛苦中磨練意志，以痛苦的心靈掙扎和崇高的俠義行動來踐行俠義精神。近代梁啟超極力推崇尚武強種的俠義精神，正是個體與民族的融合的體現。在對現代社會對其異化的抗爭中，復歸傳統(tǒng)使俠義精神尋找到現實證道的桃花源。
關鍵詞：俠義精神；文學想象；現實證道
Abstract: Whether in literary imagination or in reality practice, the chivalrous spirit was culture of the whole nation. In the chivalrous spirit experience, swordsman had realized the pursuit of infinite and the eternity of free will. By experiencing bitter inner struggle and noble chivalrous deeds, swordsman carried out their chivalrous spirit. Liang qichao promoted the chivalrous spirit of advocating martial arts and improving people’s will power in modern society, which was the embodiment of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the nation. In the struggle to alienation of chivalrous spirit added by contemporary society, turning to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the appropriate way to find the approach of practice in reality of chivalrous spirit.
Keywords: Chivalrous Spirit; Literary Imagination; Practice in Reality
中國人從潛意識中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俠義精神和英雄情懷，而“千古文人俠客夢”更是證明這種集體無意識已經深深扎根于歷代炎黃子孫的文學想象與現實體驗中。為了實現俠義精神中國人做出了種種努力，史傳書寫、小說演繹和戲曲刻畫等都成為中國人再現英雄夢境的方式，由此中華民族形成一種獨具特色的精神文化類型——俠義精神。中國俠義精神統(tǒng)攝了大眾文化的各個層面，集中展示了整個民族的文化精神。不論是在文學想象世界里，中國人把自己想象為行俠仗義的大俠英雄，還是在現實世界中急需幫助時幻想急人危難的俠義英雄的出現，俠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始終有著超越凡俗的魅力，而俠義精神則是整個民族的文化向往。
1超越凡俗：無限與永恒的向往
西方哲人羅素說過：“對永恒和無限的神往是啟發(fā)人們思考哲學問題最深刻的內在動因之一。它毫無疑問地是對故土家園的留戀和對人生困難的躲避的愿望的反映；因此說生命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的人們的這種企盼也表現得更為強烈�！盵1]俠的一以貫之的精神品格是浪跡江湖的快意恩仇，是在江湖社會中笑傲人生，其中深刻地蘊含著既渴望回歸又熱切追求的內心愿景，回歸與追求往往巧妙地在英雄的意識中得以調和。而不管是期盼已久的回歸，抑或是義無反顧的追求，為俠者那種對俠之真意的追求都是永恒不變的。金庸武俠小說在彼岸世界（宗教）和現實世界（世俗）的融合中，解說了俠文化怎樣才能通過“歸隱”和“復歸”的方式求得精神的永恒與無限。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寫道：“令孤沖生來就是隱士，他對世俗權利毫無興趣；任盈盈也是隱士，她雖然手掌江湖世界的生殺予奪大權，卻甘愿以琴簫為樂、遠離俗世�！盵2]無獨有偶，在金庸的《天龍八部》中也有因受佛學精義感化而視宏圖大業(yè)盡為灰土，進而體會到生命的永恒與無限的俠義精神。[3]金庸本身有著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他曾決心借助武俠小說這個媒介來闡發(fā)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和俠義精神的實質，因而，他的小說在張揚中國俠義精神的核心意蘊之時，也透露出一種回歸“主流文化”的愿望，那就是“借我激情之筆，傳達神往永恒與無限的俠者情懷”。[4]
古龍對永恒與無限的追求別有特色，就是在外在生命形式的放逐中獲得心靈的永恒。古龍作品《英雄無淚》在描寫一個賣唱盲人女孩時寫道：“想不到這個只能在黑暗中討生活的小女孩，卻突然用一種斬釘截鐵的腔調說道：‘以后我還要唱。’她說，‘我要一直唱下去，唱到我死的時候為止�！笔鞯呐嶋H上是一種“隱喻”，她用生命歌唱著一個身處無限境地的盲人歌女的天地感懷。古龍曾用數種比喻來描述英雄俠者的人生向往，賣唱女的歌，鏢局師傅的武，俠客的俠義精神，無不是追求永恒與無限的“自由意志”的展示，有著共同的本質內涵：陰森劍影，滾滾江水；大俠無悔，化為長虹。設若說宗教從神靈和天堂兩種路徑中求得永恒，儒家文化從功名利祿和倫理道德中創(chuàng)造永恒，那么俠文化就是從為俠者精神人格的提升中體驗永恒。在這種體驗中，英雄俠客實現著永無止境的武道追求和俠義精神的趨向永恒，“有道是‘良緣難尋、好事多磨’”[5]，此種追尋恐怕要永遠持續(xù)下去吧。然而大俠英雄在追求永恒與無限的浪漫行跡中，同時也演繹著悲壯與崇高的痛苦心靈。
2痛苦心靈：孤獨與崇高的演繹
德國十九世紀“浪漫派”精神領袖施萊格爾曾指出：“即使我們認為自己是‘單一的’，抑或深信自己是‘單一的’，我們依然以‘自我毀滅’和‘自我創(chuàng)造’的雙重方式思考著，在此無可置疑的是我們的存在從根本上來講是‘戲劇性’的�！盵6]大俠英雄的動人心弦、令人神往之處及俠義英雄的戲劇化的人生與經歷，其實就來源于大俠英雄那種永無止息的時刻折磨著其內心的“危機感”和“孤獨感”。提到危機感和孤獨感，一方面由于要堅持俠義精神不時受到官府的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要維護江湖秩序而受到江湖世界的威脅：大俠英雄因此體會到深刻的壓抑之感和痛苦情緒。因而，大俠英雄時時刻刻飽受這種戲劇性“矛盾”的困擾。對于這種心境，講求真實的歷史書寫難以狀其形貌，而在優(yōu)秀的武俠小說家那里則有著深刻動人的詮釋。
金庸小說中的楊過、令孤沖有他人難以知曉的孤獨，石破天也有追尋我是誰而百思不得其解的痛楚。古龍在其《多情劍客無情劍》中寫道：“英雄，什么是英雄？英雄意味著冷酷無情、殘忍毒辣、孤獨寂寞�！薄叭擞任催�，愁腸寸斷”的天涯，“如海那樣藍，如海那樣深，如海那樣沉悶”的明月，“恍恍惚惚，寒光逼人”的刀，共同演繹著大俠孤獨與崇高的心境。[7]西哲尼采在論述崇高時認為，孤獨和勇、智、仁是人的四種美德；同時又認為，孤獨原本是一種美德，是孤獨者對崇高的向往。大俠之“我”需要處于孤獨的境地，就是說，“我”需要回歸本我，需要踐行俠義精神，“我”需要自由自在、毫無阻礙地呼吸清新的空氣和樂享自由的天空。古龍最得意的作品《歡樂英雄》寫道：“‘我’需要孤獨，因為只有在孤獨中我才能夠體察我之‘本心’，所以王動寧愿一個人呆在屋子里忍受饑餓，也不愿意和紅娘子們過紙醉金迷的生活�！睂O玉伯在菊花盛開中向萬鵬王挑戰(zhàn)；燕十三與謝曉峰在火紅的楓樹叢林中格斗：“世間風景，秋來都會凋零，留下的只有無盡的孤獨和寂寥�！盵8]就像哲學家有著永恒的痛苦，大俠英雄也須在孤獨和痛苦中磨練意志，以痛苦的心靈掙扎和崇高的俠義行動來踐行崇高的俠義精神�！白怨庞⑿劭沼泻蓿腥嗽跄懿涣嚷�。古來大俠多崇高，愿在荒丘孤墳老。仗義行俠時時記，怎管流光把人拋�！保核羞@些都已經刻鑄在中國俠義精神的稟性里，流淌在文學想象的意識中。
3尚武強種：個體與民族的融合
文學想象中俠義精神的盛行和熾熱，表明現實中俠義精神的不彰和淹沒。基于“江湖俠骨恐無多”（龔自珍《己亥雜詩》）的擔憂，“懷著一種為民族謀幸福的激情”[9]的梁啟超認為，我國人因喜好和平，缺乏尚武的俠義精神，而拒斥戰(zhàn)爭導致屢被列強欺凌的悲慘境遇，實則是我華夏民族之“奇恥大辱”。由于，“茍無尚武之國民，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眾民，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于競爭劇烈之舞臺”[10]。據此，他進而提出了“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侍以成立，而文明所以賴以維持者也”[11]的論斷。一個國家的國民（個體）若是缺乏剛強的意志力量，即使有超人的智慧和德行，也難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尚武的“俠義精神”是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生存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俠義精神和尚力思潮是梁啟超“民族精神”的中心內容，二者都是民族生息的內在要求，而民族精神中的尚武習俗和崇武慕俠，必須通過艱苦的軍事操練和國民體育來養(yǎng)成。為此，梁啟超極力推崇尚武精神，以養(yǎng)成體格健壯的國民。他在《新民說》的《論尚武》一節(jié)中，高度贊揚古希臘城邦斯巴達的“軍國民教育”和“全民體育”的教育方式，文中他描述了斯巴達人從幼年時期一直到老年階段所受到的軍事體育教育，“斯巴達人自幼從軍，刻苦練習跑跳投等各種體育技能；飲食粗糙，近乎野蠻，以養(yǎng)成勤奮耐勞、不怕寒暑的生活作風和豪俠勇敢、不懼危亡的精神氣度；經歷此種近乎殘酷訓練的斯巴達人，不論老幼，無不把生死置之度外，無不勇敢好勝”[12] 。
梁啟超指出，西歐諸國無不曾經效仿古希臘時期斯巴達城邦的軍事體育制度，實行“軍國民教育”，重視體育在健康個體、國民素質和國民品格養(yǎng)成中的作用，“除‘軍事體操’外，擊劍、跑馬、足球、游泳、竟渡諸戲，俱得提倡，必使國人無不有‘軍國民’之健壯體質（梁啟超《新民說?論尚武》）”[13]。實施“軍國民教育”是歐洲列強國力強大的重要原因，為此，積貧積弱的華夏民族，必須借體育之力，以提高整個民族的身體素質和精神狀態(tài)，即需要成就一代順應世界潮流的“新國民”，而梁啟超這種“尚武強種”意識正是個體與民族融合的“民族憂患意識”與其救民于水火中的“俠義精神”的體現。梁啟超所生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江河日下、國勢衰微，內憂外患不斷，整個中華民族面臨著深重的生存危局。舉步維艱的生存困境引起國人強烈的生存危機感，我國民紛紛意識到“自強保種”迫在眉睫，于是知識階層中的先進人物紛紛發(fā)出了以體育為手段形成“尚武強種”的俠義精神的呼喊。
4 復歸傳統(tǒng)：斷裂與重構的哲思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現當代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一日千里。然而“時間、空間和傳統(tǒng)的斷裂”，表明俠義精神在當今逐漸失去了繁衍的土壤，“現代性的‘新’常常以對傳統(tǒng)的‘舊’的認知和對傳統(tǒng)的破壞、離異、無視為代價的‘過河拆橋’。”[14]，“湯因比研究人類文明的結果，曾提出一項‘退而后進’的原則”[15]，而重構就是俠義精神通過再現曾經的過往來復歸傳統(tǒng)，即“走‘文化回歸’之路”[16]。借助追憶往昔的歷史真實和內心的憧憬所鑄造的文學想象，復歸傳統(tǒng)使俠義精神得到一種接續(xù)性和整一性，使俠義精神的精神天平幾經震蕩之后達到新的平衡。傳統(tǒng)文化是俠義精神的孕育之地，是哺育俠義精神的乳汁，是澆灌俠義精神的清泉。傳統(tǒng)文化成為俠義精神最深刻最真摯的生命感懷，傳達出當今俠義精神舉步維艱的生命境遇和復歸傳統(tǒng)的熱切愿望。鄉(xiāng)土中國由農耕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工業(yè)信息社會轉型的腳步越來越快，俠義精神賴以存身的傳統(tǒng)文化變遷的失落感也與日俱增。俠義精神的整一性在現代化遭際中的斷裂通過復歸傳統(tǒng)的方式得以還原，“復歸傳統(tǒng)是對線性時間觀的經歷，在現實與過去的碰撞、緩沖和協(xié)調之中找回自我發(fā)展的同一性、連續(xù)感”。[17]在此種還原中，俠義精神的復歸傳統(tǒng)有著積極的建構意義，“不在場的將來，它無形地左右著在場的曾在和當前，使此在在當前的存在首先以將來為依據，然后才能證明自身曾在，并依然以曾在的方式存在在當前。”[18]
傳統(tǒng)文化是俠義精神的存在依托，是俠客身體的愜意安放，是俠客思想的自由馳騁，“在那里能夠常常聽到爽朗的大俠酒杯碰撞聲”，“在那里可以不時看到熱鬧的行俠場景”，仗義和恩仇必報“追慕的總是崇高”[19]。然而復歸傳統(tǒng)不是歷史的倒退而是無盡的求索，只有在那里才能夠“通俠義精神的古今之變”。不得不承認，在現代化的高歌猛進和大刀闊斧的改革中，俠義精神已經漸漸喪失了曾經的土壤和現實證道的時機，也只能在文學想象中體驗素樸本真的俠義精神。于是迷途知返的俠義精神開始去尋找可以以身證道的文化空間，將目光重新投向它所曾經生活于其中的傳統(tǒng)文化，在對往日和過去的回想中參悟俠義精神的本真面目，通過復歸傳統(tǒng)實現現實證道的內心愿景。在對現代社會對其異化的抗爭中，“證明不單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全然合理，同時‘我’也是這條必然的鏈條上之一圓環(huán)�！盵20]，唯此，俠義精神在遙想那記憶深處酒旗飄飄、生死一諾的美麗的鄉(xiāng)土和未經過大工業(yè)改造的傳統(tǒng)，尋覓能夠讓心靈獲得安寧的棲居之所和現實證道的桃花源。
5 結語
俠義精神就是從為俠者精神人格的提升中體驗永恒。在這種體驗中，英雄俠客實現著永無止境的追求和自由意志的趨向永恒。大俠英雄在孤獨和痛苦中磨練意志，以痛苦的心靈掙扎和崇高的俠義行動來完成屬于英雄的業(yè)績與踐行俠義精神。所有這些都已經刻鑄在中國俠義精神的稟性里，流淌在文學想象的意識中。近代梁啟超極力推崇尚武強種的俠義精神，以成就一代順應世界潮流的新國民，而他這種尚武強種的俠義精神正是個體與民族的融合的體現。在對現代社會對其異化的抗爭中，復歸傳統(tǒng)使俠義精神得到一種接續(xù)性和整一性，使俠義精神的精神天平幾經震蕩之后達到新的平衡。
參考文獻
[1]羅素. 西方哲學史（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74.
[2]金庸. 笑傲江湖[M].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325.
[3]金庸. 天龍八部[M].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566.
[4]田耕宇.生命觀沖突下的懷古文學意象[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10）：22-27.
[5]安汝杰.轉換生成：武術隱喻的生命[J].特立學刊，2015，（1）：59.
[6]舒開智. 誤讀：本體性存在抑或解構性策略[J].長白學刊，2009,（2）:139-141.
[7]古龍.天涯?明月?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7.
[8]葉嘉瑩，張紅.歐陽修《秋聲賦》講錄（第一講）[J].文史知識，2014，（5）：21-23.
[9]陳林瑤. 論遲子建小說中的孤獨意識[D].廣西師范大學，2014:33-40.
[10]安汝杰.荒原馳騁的俠士：論魯迅的俠義精神[J].唐山學院學報，2015,28（2）：73.
[11][12]李杰，李龍洙.簡論梁啟超的“尚武”體育思想[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7（1）：21-22.
[13]律海濤.梁啟超新民思想與當代體育教育[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26(12):341-342.
[14]戴國斌.武術在全球化中的文化選擇[J].體育文化導刊，2004，（9）：31.
[15]王崗，田桂菊.中國武術:20世紀的傳統(tǒng)流失與當代的回歸及振興[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8，30（9）：1160.
[16]郭玉成.傳統(tǒng)武術在當代社會的傳承與發(fā)展[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8,32（2）：51.
[17]埃里克森. 同一性與同一性擴散 [A]. 莫雷主編. 20 世紀心理學名家名著 [M].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86-798 .
[18]趙靜蓉. 懷舊—永恒的文化鄉(xiāng)愁 [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48-150 .
[19]魯樞元. 精神守望 [M].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248.
[20][德]費希特著，梁志學等譯.論學者的使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46.
作者簡介
安汝杰，（1987-），男，河南商丘人，哲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小說美學、武術隱喻；
胡玉璽，（1973-），男，河南商丘人，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武術與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方向研究。
作者： 編輯：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