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武術文化精神的當代價值?

更新時間：2015年9月21日 21:11    內(nèi)容來源：蕭山網(wǎng)   

　　楊建營

　　（浙江工業(yè)大學體育科研所 浙江 杭州 310014）

　　摘要：為使中華武術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民族的發(fā)展，重點研究了武術文化精神的當代價值。得出以下結論：中華武術精神集中體現(xiàn)于作為中國文化之源頭的《周易》中提到的“剛健自強”；這種精神是中華民族復興之必備、當代青少年之所缺；武術精神的當代價值正是培育青少年民族精神，助力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有回歸“文武一體”的文化模式，大力開展武術教育，才能使武術精神實現(xiàn)其當代價值。

　　關鍵詞：傳統(tǒng)；武術；文化精神；價值

　　The modern value of Traditional Wushu’s cultural spirit

　　YANG Jian-ying

　　(P.E. Depart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310014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Wushu contribu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 the paper focus to the modern value of Wushu’s cultural spirit. Conclusion is given as followed: the spirit of Wushu can be summed as “virility” and “self-reliance” in zhou-yi, the 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spirit is necessary to nation’s rising and youth’s grow; the modern value of Wushu spirit is to cultivate youth’s national spirit and contribute to nations’ great rejuvenation. Only returning the culture mode of the unity of civil and military and carrying out Wushu education can the modern value of Wushu spirit realized.

　　Keywords: tradition; Wushu; cultural spirit; value

　　1．傳統(tǒng)的中華武術的文化精神——剛健自強

　　中華武術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氛圍中孕育而成，無疑蘊含著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可用“剛健自強”概括�！皠偨　焙汀白詮姟闭Z出《周易》，其“乾傳”有“夫乾，剛健中正為主，純精不雜之至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之句，另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健而不息，天之運也，自強而成德者，君子之事也”之句[1]。將“剛健”和“自強”連在一起，意指“通過自身努力而奮發(fā)圖強的陽剛之氣”。傳統(tǒng)的中華武術，正是這種文化精神的載體。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本來是一種“剛健有為”的文化，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漢唐的盛世雄風，正反映了這種陽剛之氣的激蕩。然而，由于歷代統(tǒng)治階級害怕人民群眾強大而危及統(tǒng)治，所以逐漸弱化了這種精神。特別是自宋以來“重文輕武”思想日益嚴重，致使中國文化逐漸向“柔靜”化方向發(fā)展。封建社會末期，這種柔靜化的文化已幾近“病態(tài)”[2]，很多資料顯示的當時的大清子民呆板木訥、麻木順從、毫無生氣的“病夫”之狀。正如姜戎所言：“華夏的知識層充滿了溫柔敦厚的謙謙君子，華夏下層布滿了軟弱可欺的良民順民，羊性幾乎成了華夏的國民性”[3]366，也如黎鳴所論：這種病態(tài)的傳統(tǒng)文化造就了“巨大的忍耐性（乃至奴性）”的民族特點[4]。近代東西方文化碰撞之際，一個暮氣沉沉、老氣橫秋，一個銳意進取、殺氣十足，其結果立判。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走向病態(tài)的過程中，其固有的“剛健自強”精神僅僅隱匿于少數(shù)精英身上，特別是廣大習武人群之中。如民族英雄岳飛、勇赴抗倭前線的少林僧兵、一代名將戚繼光、主張培養(yǎng)“文武兼?zhèn)�、�?jīng)世致用”之才的清初大儒顏習齋等等。20世紀前期，在國人被西方列強稱為“東亞病夫”之際，“剛健自強”精神更是通過習武群體得到了進一步迸發(fā)。這不僅體現(xiàn)于挫敗外國大力士的霍元甲、韓慕俠、佟忠義、蔡龍云等少數(shù)武林志士身上，更體現(xiàn)于以強國強種、振興中華為己任的大批民間武術社團的蜂擁而起方面。從義和團的“保家衛(wèi)國”，到精武體育會的“強國、強民、強身”，再到中央國術館的“強種救國，御侮圖存”，無不體現(xiàn)了民族危亡之際習武群體的社會擔當。也就是說，廣大習武群體是保持中國傳統(tǒng)文化“剛健自強”精神的中堅力量，是國家危亡之際，中華民族的“脊梁”。

　　習武者何以具備這種“剛健自強”的精神氣質呢？——這得益于平時在攻防技擊的對抗實踐中的不斷歷練。具體而言，通過武術練習，特別是以文化精神引領的武術對抗實踐，可以培養(yǎng)自信獨立、果斷勇敢、堅韌頑強的個性，百折不撓、不畏強敵、迎難而上的意志，臨危不懼、臨難不茍、遇事鎮(zhèn)靜的風范，敢于亮劍、不怕失敗、勇于嘗試的精神。而這些正是“剛健自強”精神在習武者身上的具體化。

　　2．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亟需培育“剛健自強”精神

　　“如何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已經(jīng)上升到國家戰(zhàn)略高度。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其中最終決定性的因素是什么？根據(jù)課題組的調研結果：政治、經(jīng)濟、文化、科技、軍事等各方面都很重要，但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文化精神（不是一般的文化），即習近平多次強調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氣神”。

　　為什么起最終決定性作用的不是經(jīng)濟、軍事、文化？如果是經(jīng)濟，那么，為什么鴉片戰(zhàn)爭時，GDP占世界1/3的大清王朝，卻敗給了GDP僅占世界1/20的大英帝國？如果是軍事，那么，為什么甲午戰(zhàn)爭時，國力、軍事都處于絕對優(yōu)勢的大清王朝，卻敗給了當時很弱的小日本？如果是政治、文化，那么，為什么政治制度高度完備、文化極度繁榮的北宋，面對金人的進攻，幾乎不戰(zhàn)而亡？這說明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都不是決定性因素。

　　相反，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在極其弱小、各方面均處于劣勢時，就敢于面對強于自身數(shù)倍小日本、國民黨、美帝國，而且戰(zhàn)無不勝，為什么？——因素很多，但最關鍵的是精神因素。以抗美援朝為例，弱小的新中國所面對的是以美國為首的16國聯(lián)軍，雙方力量對比懸殊至極，如果沒有強大的內(nèi)在精神支撐，誰敢開戰(zhàn)？再看看上甘嶺戰(zhàn)役中挺胸堵槍眼的黃繼光、391高地下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長津湖戰(zhàn)役中如鋼鐵鑄就的“冰雕連”等等，都是這種內(nèi)在精神的具體化。以“冰雕連”為例，一排排自愿軍兵士寧愿在零下40度的嚴寒中被活活凍成冰雕，也毅然堅守，紋絲不動，這是什么力量支撐？

　　以上說明：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諸要素中，精神因素至關重要。姜戎曾對北宋“靖康恥”有過如下評價：面對金人侵略，“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發(fā)達的生產(chǎn)力、最先進的火藥武器、最智慧的《孫子兵法》的北宋，幾乎不戰(zhàn)而敗，兩年而亡”，“當時的北宋幾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剛強的民族性格”，“一個民族如果不把強化民族性格作為最基本的國策方略，無論經(jīng)濟文化有多發(fā)達，人口和軍隊有多龐大，其結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轍”[3]388。

　　以上說明，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僅僅是民族復興的重要條件，但最決定性因素是精神力量。而目前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處于什么樣的狀況呢？

　　如上一部分所述，19世紀末東西方文化碰撞時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已幾近病態(tài)，20世紀這種狀況有所改觀。如：30年代前后張之江等曾效仿日本武道教育，將武術提升到國術的高度，通過建立的自上而下的國術館系統(tǒng)來培育全民的精斗志神，但不幸的是，這種宏偉藍圖尚處于雛形階段時，中華民族就遭到日寇瘋狂侵略，以武術改變國人精神面貌的教育實踐只定格于20世紀前期的一霎那。又如：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以“誰敢侵犯我們就叫他滅亡”的排山倒海之勢，驅逐了一切侵略者，譜寫了無數(shù)個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的神話傳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激發(fā)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斗志，并且創(chuàng)立了新中國初期“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的全民皆兵之勢。然而，新中國初期在文化建設領域卻采取了通過“砸爛一個舊世界”的方式來“建立一個新世界”。由于曾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依托的傳統(tǒng)文化無法發(fā)揮作用，而新的精神依托也沒有牢固建立，所以僅僅經(jīng)過改革開放30余年的滌蕩，就出現(xiàn)了亂象叢生、精神淪喪、道德敗壞的局面。正如解放軍少將羅援所言：“現(xiàn)在社會上有個不好的現(xiàn)象，叫做陰柔之氣上升，陽剛之氣下降”[5]；也如鄭強在被127次掌聲打斷的演講中所論：“日本人寧愿喜歡黑人，也不喜歡我們，因為現(xiàn)在的中國人沒有了精神”；還如解放軍大校戴旭在震驚國人的演講中所諷：現(xiàn)在中國的狀況是“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大街小巷‘斗地主’”，當今的腐敗絕不僅僅是官員腐敗，而是“全民腐敗”。另一方面，由于獨生子女時代的青少年成長于嬌生慣養(yǎng)的家庭環(huán)境、應試教育的學校環(huán)境、追求功利的社會環(huán)境，所以普遍缺乏應有的素質、素養(yǎng)和意志力。

　　在這種情況下，何以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面對社會亂象，新一屆領導集體果斷發(fā)出“建設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體系”“完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教育”“從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精氣神”的號召。然而，如何構建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體系、怎么完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教育、通過什么途徑重塑中華民族的“精氣神”，這一系列問題有優(yōu)待深入研究。

　　實際上，“建立一個新世界”不一定要“砸爛一個舊世界”。西方人經(jīng)歷了那么多追求科學、民主的革命，也沒有推翻作為其精神依托的宗教，就連奧巴馬的總統(tǒng)就職宣誓都手按《圣經(jīng)》。不同于西方人的精神依托在于基督教，中國人的精神依托在于傳統(tǒng)文化。只有到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養(yǎng)分，鑄起“剛健自強”的文化精神，才能重塑民族精神。相比近鄰韓國、日本的教育，缺乏“武”化教育是當今中國教育之癥結。鄭旭旭等的研究指出“經(jīng)過學校教育的日本人，幾乎都接受過武道的教育。日本男子不是練過劍道，就是練過柔道，女子則是練薙刀或弓道”[6]191。而國家體育總局武術研究院的調研顯示“作為國粹的中華武術，在中小學的開展狀況很不樂觀。有70.3%的學校沒有開設武術課”[7]。也就是說，中華武術在當今教育領域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之所以主編《陽剛男孩》這套叢書，是有感于多年前去新疆吐魯番參加筆會時看到的一群日本孩子在40多度高溫下行走[7]，當時這情景觸發(fā)了他的深度思考：“我們對岸的國家他們記住的是什么，我們忘記的是什么”。正是為改變當代青少年“過于陰柔，缺乏硬漢氣質”的狀況，他才毅然承擔起作為一個兒童文學作家的社會責任。中華武術是否也應該承擔起精神教育的社會責任？

　　3．以武術教育鑄就中華文化的“剛健自強”精神

　　文化的發(fā)展必須有“勇武”精神的支撐才能挺直腰板。回顧歷史，先秦時期的中華文化本來是“文武一體”的。周代的貴族教育體系中要求學生必須掌握“禮、樂、射、御、書、數(shù)”六種基本技藝，這種文武兼修的教育被后來的孔子所提倡，成為儒學教育體系中學生必須掌握的“六藝”。儒家文化的“三達德”——“智”“仁”“勇”，也不乏與“勇武”有關的內(nèi)容。與儒家同為先秦顯學的墨家提倡俠義精神，其尚力尚勇更是武俠之楷模。道家莊子之《說劍》早已成為研究先秦武術的必讀之篇。先秦的各家思想學派都是文武并重、文武合一、文武一體。

　　然而，在后來的發(fā)展過程中，中國文化開始轉向，特別是宋以后，“文武分途”的傾向愈發(fā)嚴重，讀書人幾乎都成了“手無縛雞之力”的書呆子。正因為文化的發(fā)展失去了脊梁，散失了應有的“精氣神”，所以才導致了民族的軟弱可欺，乃至接二連三地亡國。近代的“東亞病夫”之謂，既表現(xiàn)在身體上，更表現(xiàn)在精神上，但歸根結底是因為文化出了大問題。自進入20世紀以來，從梁啟超在《中國之武士道》中的大聲疾呼，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黨人提倡武術，發(fā)起成立眾多武術社團，再到張之江、蔣介石將武術提升為“國術，”成立官辦國術館系統(tǒng)，正是因為這些人都看到了問題之癥結所在，都想重塑中華文化的“精氣神”。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中所強調的“文武缺一，豈道乎？”正是民族文化發(fā)展的至理名言。

　　中華文化的再次復興，必須重塑剛健自強精神，以“勇武”精神鑄就文化之“精氣神”。國家的“勇武”需要軍事強大，而全體國民的“勇武”，則需要武術教育，特別是在廣大青少年中，更應大力開展中華武術教育。武術教育的立足點絕非僅僅一般意義上的獲得防身自衛(wèi)能力，而在于精神培育。因為無論徒手對抗還是持械對抗，都是通過直接擊打的方式完成，這種在生命挑戰(zhàn)時所培育的勇敢頑強精神，是任何一個運動項目所不具備的。同時，通過文化精神引領，完全可以把武術打造成培養(yǎng)“浩然之氣”的實踐途徑。西方國家將其固有的競技體育作為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近鄰將其固有的武道作為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徑，我們也只有把武術列為各級學校的必修課，讓武術真正發(fā)揮應有作用，才能使廣大青少年撐起民族文化的脊梁。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取決于文化，但絕非失去“脊梁”、散失了“精氣神”的文化，只有恢復“文武一體”的文化模式，以武術鑄就中華文化之脊，培育“剛健自強”的文化精神，才能夠帶來中華民族的魏然雄起。

　　4．以培育“剛健自強”文化精神為基點的武術教育模式

　　以武術塑造文化精神，實現(xiàn)“文武一體”的文化模式，實際上是“文”化與“武”化的高度統(tǒng)一。該文化模式首先要崇尚“勇武”，但絕不是提倡“好斗”，其重點在于培養(yǎng)學生“內(nèi)心的強大”，即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氣”。這些內(nèi)容既包括果斷勇敢、堅韌頑強、臨危不懼、敢于亮劍的精神品質，也包括尊重對手、體諒弱者、克制自己，修養(yǎng)身心的道德追求。日本數(shù)學家藤原正彥于2005年出版的《國家的品格》一書中提到的“敢于向勇者挑戰(zhàn)，能體諒弱者”的思想值得借鑒，書中介紹了習武之人的道德標準：“一是不以大欺小，二是不能以眾欺寡，三是男的不能欺負女的，四是不能手持武器與人打斗，五是對手如果認錯或哭了，必須停止對他的進攻”[6]221。“敢于向勇者挑戰(zhàn)，又能體諒弱者”正體現(xiàn)了“文”化與“武”化的統(tǒng)一。

　　根據(jù)“文武一體”文化模式的立足點和具體目標，大面積普及性武術教育首先應該選取以實戰(zhàn)對抗為主體的教學內(nèi)容，而非以技術規(guī)范、動作美觀為評判標準的藝術表現(xiàn)型武術套路為教學內(nèi)容。因為后者過于“文”化，脫離了武術的主旨，是一種新的體育形態(tài)，難以完成以上任務，而只有對抗類的武術才有可能培育果斷、勇敢、臨危不懼、永不服輸?shù)木�神氣質。其次，必須以文化精神引領，失去文化精神引領的武術必將走向粗野和暴力，只有通過“文”化來培養(yǎng)內(nèi)心的仁德，通過禮儀來規(guī)范外在的行為，才能夠把武術規(guī)范于培育“勇武”精神的軌道。

　　5．小結

　　中華武術的文化精神集中體現(xiàn)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剛健自強”精神，可將其具體化為自信獨立、果斷勇敢、堅韌頑強的個性，百折不撓、不畏強敵、迎難而上的意志，臨危不懼、臨難不茍、遇事鎮(zhèn)靜的風范，敢于亮劍、不怕失敗、勇于嘗試的精神。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文化精神，特別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脊梁——“剛健自強”精神。無論從國家民族發(fā)展角度，還是從當代青少年成長角度，都亟需培育“剛健自強”的文化精神。傳統(tǒng)的中華武術正是培育這種精神的實踐途徑。

　　只有大力開展以文化精神引領的對抗類武術，打造“文武一體”的文化模式，實現(xiàn)“文”化與“武”化的高度統(tǒng)一，中華文化才能走出困境，迎來生機，更好地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業(yè)。同時，只有站在國家民族發(fā)展的高度，服務于國家戰(zhàn)略，中華武術才能最大化地實現(xiàn)其當代價值。

　　參考文獻：

　　[1][周]卜商：《子夏易傳》卷一周易，清通志堂經(jīng)解本：第1-3頁.

　　[2]張岱年.張岱年文集（第一卷）[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271.

　　[3]姜戎.狼圖騰[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366;388.

　　[4]黎鳴.中國人性分析報告[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121.

　　[5]羅援.中國要成為一流強國必須有尚武精神[EB/OL]. http://mil.cnr.cn/zgjd/201012/t20101213_507455306_2.html

　　[6]鄭旭旭，袁鎮(zhèn)瀾.從術至道——近現(xiàn)代日本武術發(fā)展的軌跡[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191;221.

　　[7]國家體育總局武術研究院.我國中小學武術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

　　[8]曹文軒.文學與門類無關 小孩也應讀魯迅[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9/02/c_125295803.htm.

作者：  編輯：姚晨曦